从汉陶看汉代的农业

北京出土一口陶明器水井，圆筒形，由下向上直径渐缩至井口，口沿外伸，口部折唇，高10.2厘米，底部直径13厘米，口沿直径15厘米。这是汉代最普通的一种水井形式。

水井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设施，春秋时的文献《淮南子·本经训》记载：“伯益作井，龙登玄云，神栖昆仑。”明确记载挖井的是《孟子》，虞舜的弟弟象为了争夺虞舜的财产和家室，伙同其父瞽叟，设圈套想谋害虞舜。他们让虞舜“穿井”即挖井，“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之”，结果“舜从匿空出，去”，象的阴谋未得逞。可见虞舜时已有挖井，并且很深。

我国最早的水井遗址发现于水资源丰富，地下水位较浅的长江流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多年。它是由多根木桩组成的方框形井，深厘米。据复原推测，当时井的位置可能为一天然的小水坑，雨季积满水，日常人们就从水坑里取水，当时井的修筑方法是，先在小坑内向地面下打入四排木桩，组成一口字形方桩墙，然后将桩内的泥土挖去，到见水为止。为防止桩墙向里倾倒，又在方桩墙内放一方木框。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还发现一种良渚文化时期的木筒浅井，它是在预先挖好的较浅的圆形土井中放入二至三块弧形大木板，合围成井壁，每块木板的中间都有小圆孔。有的水井用圆木剖为两半，挖空心部，将两个薄壁拼合，并用长榫固定，构成井筒。井筒底部放置了净化水质用的贝壳。

黄河流域的水井出现较晚，但由于地下水位低，水井一般较深，凿水井的难度大，所以凿井的技术较之长江流域要高。如河南汤阴白营发现的一个距今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的井字形木构水井。井口分上下两层，大井口在上，其向下55厘米是小井口。井上部的四壁向外倾斜，下部较直。

井壁由圆木桩自上而下地一层层垒筑而成，呈井字形，木桩的交叉处用榫连接。木井架与土井的间隙用黄土填实。木架自上而下厘米多。大井口是小井口的安全保护措施，也便于人们取水。口大底小，向外倾斜的木构水井，显示出较高的土木工程水平，表明凿井技术达到成熟地步。

这个地区的水井底部有苇席围箍，井壁用井字形木构框架顶住，既加固了井壁又能净水。这一时期水井主要是满足日常生活和制陶用水，同时也发现这一时期使用井水灌田的痕迹。洛阳锉李龙山遗址发现圆形水井一座，口径厘米，深至厘米处见水，井身上宽下窄，井侧有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水渠，宽厘米，深40厘米。

夏商时期井深增加，一般可达-厘米，井壁有凿井和淘井用的可上下的脚窝。有些商代水井底部还铺细卵石，用作净化水质。

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记有“第五澄水，作井底用木为之，砖次之，石次之，铅为上。即作底，更加细石子，厚一二尺，能令水清而味美。”

可见细石子是上等的澄水材料。商末周初的水井，在接近井底的地方留二层台，在台上搭设悬空的架子，上面铺席，再压上装着石头的篾筐，过滤井水，使水的清洁度更高。考古发现这时已使用多种提水器具。

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口水井中发现一个扁圆形小木桶，是用一段木瘘子掏成的，口上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是用来穿绳子的。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提水木桶。《周易·井卦》反映西周时的提水器具有瓶、瓮等。

先秦时期的水井大而深，水容量增加。当时的秦文献《世本》载：“汤旱，伊尹教民田头凿井以灌田。”这是我国用井水灌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使用井水灌田，不必再到远处取水，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效率。

《吕氏春秋·察传》：“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中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挖井取水灌溉较之到外面提水，效率提高，如同“得一人之使”。

这时的提水器具仍是瓮等陶器，提水的方法是，在井边凿一条隧道，人抱着瓮，也就是陶罐到井里去打水。

孔子的弟子子贡见到这一情况后，向这位灌畦人介绍了一种新的提水工具——桔棒。桔就是竖立的木桩，棒是安装在桔上可以府仰的横杆，它一端系水桶，一端系石头等重物。汲水时将水桶投入井中，盛满水后，另一端的重物通过杠杆作用将水提起。这是我国最早利用杠杆原理创造的一种提水工具。

由于它用力少而见功多，不仅可以用于提取浅井水而且可以从河、塘中提水，所以直到近代在山东、河北、北京的菜田中仍有使用。

由于制陶技术的进步，战国、秦汉时期，广泛使用陶井圈砌筑水井。北京陶然亭发现60多口战国、西汉时期的古陶井。陶井一般由尺寸相等的直壁圆筒形陶井圈（也称陶井梵）迭置而成。井圈每节高30一50厘米，口径60一厘米。

时代较早者体高直径小；时代晚者，体矮直径大。井圈为泥质灰陶，有的含沙较多，为了防止陶井圈烧裂，有的陶土中掺少量麦秸和谷壳，用泥条盘筑法做成，外侧有绳纹。有的口外印有文字戳记，圈壁上挖几个小圆孔，以便井外的地下水源不断地流人井内。陶井圈加固了井壁，同时将土层中的泥水全部压至井底再次过滤涌出，使水的过滤层次增多，水质更好。

陶井的建造方法是，先挖一个比陶井圈略大圆井，然后把井圈一节、一节重叠放入其中，一直到井口为止。若在流沙层中打井，则待圆形土坑挖至流沙层时放入井圈，再在井圈内挖取沙土，井圈随流沙的挖出而下降，同时在下降的井圈上，接连套迭井圈，直至需要的深度为止。

陶井圈的创制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使一些土质不好和流沙地区同样可以打井，对解决人们饮用水和灌溉水的困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陶井圈主要是手制辅以轮模。井圈在制坯时，先以一个用绳子或其他物质编成的长宽合适的平面物体，在轮盘上围成圆模，再用泥贴模壁螺旋挤压，抹平口沿部分后，剥开围模，再经轮转，抹平胎表面上下及中段的绳纹，便形成口缘部分的平面及绳纹之间的箍状。脱模前使用带圆圈或方格纹的工具有规律地对胎挤压一遍。陶井圈的纹饰有绳纹、旋纹、弦纹、圆圈及印纹、附加堆纹等六种。绳纹普遍，圆圈纹、附加堆纹最少。

东汉由于砖瓦业的发展，大量地使用砖石砌井筒。井简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六角形和八角形等。河南洛阳出土一个典型的方形的砖砌水井的陶模型，长23厘米，宽12．5厘米，高10厘米。井口仍砌成龙山文化时期木构方井的井口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今天的汉字“井”的由来。

汉以后，井壁坚固，井口渐小，口小易加盖。井上普遍有井栏，井台上有井亭，安全卫生。随着凿井技术的进步，井深增加，汉代出现了一种适合深井提水的工具——滑轮辘铲。河南洛阳出土一件陶井高34厘米，方形井口长20厘米，宽13厘米。

井口上立架，上建小亭，井架上部安一滑轮辘钟，井绳穿陶水罐耳，担于滑轮上，滑轮凹槽与井架同一方向。提水时，将桶入井中灌满水，拉动井绳，通过滑轮辘遢将水罐从水井中提上来。滑轮只是改变了提水的力的方向，不省力，但向下拉动较之直接向上提，容易发力，同时也更安全。

滑轮辘遢与井架在同一方向，提水时井架对人的行动有妨碍，所以使用更多的还是滑轮辘较与井架垂直的形式。滑轮辘铲的提水桶有多种形式，除了上面的陶罐外，使用最多的是柳罐。

这个名称在北魏贾思锶《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有记载，“井别作桔棒、辘斩、柳罐，令受一石”。北京出土圆形陶井沿上倒扣着一个提水桶，上面刻着细的条纹，这是柳条罐作提水桶的最早形象资料。至今山东农村仍使用这种形式的水桶，并且将木板箍的木桶和这种桶都称作柳罐。

上面的几种滑轮辘斩凹槽较窄，如果水桶快速升降，绳子容易窜起、脱落，于是出现了一种细腰式的滑轮辘护。辽阳三道壕汉墓壁画中的细腰滑轮辘斩，长度增加，承绳子的部位不再是一个窄小的凹槽，而是一个呈钝角的“ｖ”字形长长的滚轮，克服井绳易脱落的缺点。

汉代还出现了一种井绳两端各系一桶的提水形式。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盐场画像砖上，有一高高的井架，上安细腰辘遢，在不同的高处站着四个人拉曳绳子，二人向上，二人向下，可见绳子的两端均有柳罐。洛阳金谷园汉墓出土的明器陶井模型，井口支架正中安装滑轮，陶罐分别悬于滑轮两侧，一上一下，可循环汲水。提水时满水桶上升，无识别结果，一上一下，连续进行，这种形式较一个水桶的辘轻，功效提高一倍。

辘泸不仅使用在提水上，在提升其他物体时也使用。王僧虔《名书录》记载：魏明帝筑凌云台，命韦诞书写匾额，待将匾高高挂上后，又发现稍有不足，于是，“笼盛韦诞，辘瘘引上书之，去地二十五丈。”

《邺中记》载：后赵时“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绯绳，辘铲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

汉代以后滑轮辘护逐渐演化为曲柄式辘斩。曲柄式辘瘘上的缠井绳部位是一根较粗的短木，端中间穿长轴，固定井架上，可以转动，另一端安一拐柄轴上缠井绳，绳一端系筒，手摇拐柄提水。这种辘铲比滑轮式辘铲省力轻便，近代还在使用。

参考文献：

《邺中记》

《名书录》

《齐民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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