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奇妙夜正月里来闹花灯

文

刘世胜

在广袤无垠的大东北，人们把传统节日看得还是很重的，特别是对四季之首，新年后的第一个盛大节日，这也许是“闯关东”带来的习俗和文化吧。

从正月初一到初五，这年如闪电一样快，“破五”过后，家家户户又开始张罗起来，准备闹元宵。真佩服这个“闹”字，可谓画龙点睛，一字传神。人如潮，车如龙，车水马龙在大街上蠕动，什么比肩接踵，什么挥汗如雨，什么人山人海，似乎都辞不达意。吵闹声，喊叫声，在吃腻了大鱼大肉后，变得更清脆更如婉转黄鹂鸣叫一般，磁性陡增，概因闹市上，主角已换性别，这是女神们在一手遮天。

这几天，有号称亚洲第一步行街的哈尔滨中央大街，已成为红彤彤的花灯海洋。海洋里人头攒动，一组组花灯争奇斗艳，惹得挑选花灯的人们，步子难以迈快，仿佛只有停留在这样的行列中，才能将新年留住，将元宵节捧起，将一个新的春天一下子揽进怀里那样的惬意。每年的花灯，永远是吸引孩子的。孩子们总是想久久驻扎在新年的气氛里，永远不要长大，如童话故事动漫人物那样，永远可爱无比。从那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童稚脸上，就能找到准确答案。

元宵节闹花灯，这花灯除了纸糊的，在我们家乡还有一种是冰做的，我们叫它冰灯，几乎人人会做。冰灯也确实起源于我的家乡。过去，这里的人们有冬季夜晚捕鱼的习惯，一般的油灯没有灯罩，在野外很容易被风吹灭，于是人们开始就地取材，发明了冰灯。

我小的时候，自己也做过冰灯。用家里的洗衣盆、脸盆、饭盒，或水桶做模具，里面盛满水，放到屋外冻上几个小时，当靠近盆和水桶壁的水结冰至一拳厚时，把里面剩余的水倒掉，再把盆和水桶端进屋里倒扣在地上，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冰就会与容器脱离，把这样的冰罩搬到屋外，可以分别摆放在地上，也可以一个一个地摞起来，然后在里面点上蜡烛，冰灯就做好了。有的人家在做冰灯时，不知放了什么颜料，做出的冰灯五颜六色，点上蜡烛后不但晶莹剔透，而且流光溢彩，如童话世界般梦幻。后来将蜡烛改为安放彩灯，使得冰灯更加光鲜亮丽起来。

元宵节晚上，东北农村还有给祖坟送灯的习俗，一是让逝者在元宵节不孤单，二是祈求先人保佑全家平安多福。记得小时候，由于我家住的地方是城郊结合部的顾乡屯，许多人家还保有这一习俗，他们都是做的碗状的面灯，用玉米面做成的叫金灯，白面做成的叫银灯，荞麦面做成的叫铁灯，先蒸熟，再插上棉絮缠裹的苇枝做成灯芯，灯碗里倒满豆油，面灯就做成了。往坟地送灯多是家里的长子长孙，送灯的路上还要念叨：正月十五来送灯，送金灯、送银灯、送铁灯，有儿坟前一片明，无儿坟前黑窟窿。可见重男轻女的陋习根深蒂固，甚至让地下的逝者都不得安宁。一晚上，家家户户要送灯，因此郊外的坟地，常常是一夜灯火通明，远远望去，恍如海市蜃楼，明亮又缥缈，且凄凉中透着一丝淡淡的温情。

元宵节之所以热闹，还在于那时可以看到东北大秧歌的表演。每逢正月十五，我们当地都会举办盛大的秧歌汇演，各大企业、街道办、居委会都会派出秧歌队，到指定地点去表演和比赛。元宵节的早晨，刚吃过饭，各路秧歌队就已聚齐，五颜六色的服装，鲜艳多彩的头饰，震天动地的锣鼓，激昂跳跃的唢呐，造型奇特的花灯，让整个表演区转眼就成了色彩缤纷的世界，欢歌笑语的海洋。

年轻的小伙和姑娘，一般都踩着高跷扭秧歌，有些人的高跷甚至超过孩子们的脑袋，人踩在上面不但稳稳当当，还能手舞花灯欢快地扭着秧歌，这让我们小孩子都十分羡慕。每年秧歌赛都少不了大头娃娃，不少表演者还套一个纸糊的大面具，面具有孙悟空、猪八戒等造型。孙悟空手舞一根缠满彩条的金箍棒，做着抓耳挠腮的滑稽动作；猪八戒挺着大肚子，肚子是用一块画了肚脐眼的白布，里面塞了棉花做成的，他一扭肚子就上下乱颤，十分逗人。另外还有仙女晃晃悠悠地摆旱船，老汉里倒歪斜地推车，最搞笑的是男扮女装的老太太，戴着黑色镶边的呢子小帽，脸上涂着两块圆圆的红脂粉，拿着一根长长的旱烟袋，边扭边挤眉弄眼，让人忍俊不止。

我从小到大，习惯于沉默，也因此习惯于远离喧嚣。或许是三年疫情危机解除的原因，今年的元宵节似乎要比往年来得早，虽还未到正元十五，已是花灯满街了，人潮流动，热闹非凡，处处提醒着人们，团团圆圆才是圆满的人生意境。但我觉得，这份热闹景象是属于他们的，似与我无关。

很小的时候，元宵节对于我而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趴在暖热的灶台边，看着锅里起起落落的汤圆使劲咽口水；再大一点，元宵节在我心中就变成了红彤彤的颜色，穿着棉袄棉裤，追逐着红红的灯笼，或远远地看着别人放着红红的鞭炮；到了青涩的年龄，元宵节悄然幻化成一句宋词“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朦朦胧胧，自我陶醉，自我憧憬；而如今的元宵节，于我都是淡淡的，只是从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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