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化到成都,我一边逃离一边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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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天上见》剧照

为了大力发展旅游业，陶瓷街周边的筒子楼都要改建为接待游客的酒店，政府强制搬迁，楼里的人家越来越少。公共的露天阳台，守护筒子楼的大铁门，筒子楼周围的热闹，都成了过去，住在筒子楼里的人们被迫开启了新的生活。

前言

年，我报高考志愿时，不顾家里的反对，选了一众远离家乡的学校，最终考到了成都，第一次离开生活了19年的家乡德化。在这个离家近公里的城市，我如愿逃离了曾经感到惶恐和厌恶的一切，第一次有了自由掌控人生的感觉。

我有了很多新鲜的体验，遇到了一群全新的朋友，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只认识眼前的我。和他们一起，我可以短暂地将曾经害羞内向的自己抛在脑后，投入社团活动、组团打球……我的生活越来越充实，新生生活带来的快乐和兴奋让我无心惦记家里的一切。

只有在某些生活瞬间，当周遭环境与我本能的生活习惯发生冲撞时，对那座小城的怀念才会毫无征兆地击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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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出生在中国东南沿岸的小城“瓷都”德化，陶瓷业养活着这里的人，制瓷之于家家户户，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

我妈是瓷厂工人，在鹏翔工业区的三顺艺品工厂工作，周围同学的父母也大多是瓷厂工人、陶瓷店老板、陶瓷厂厂主。我家用的碗、盆、汤勺、茶具、花瓶都是我妈的厂里生产出来的，很多就是她亲手做的。离家时，我从家里带了一个用惯了的白瓷水杯，室友们听说是我妈做的，都表露出羡慕与惊叹。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司空见惯的制瓷，在其他人眼里是多么的了不起——对于一个德化人来说，陶瓷就像是生长在身体里的东西，它的存在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如果不是离家，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成长经历的特别之处。

小城有一条陶瓷街，在繁华的西门车站口外，是大巴车往来停靠的枢纽，人流不息，很是热闹。车站进出口处停满了摩的与人力三轮车，等待载客的师傅们趴在各自的摩托上，闲散地抽烟、聊天消磨时间，路人每每穿过时都担心踩到他们吐的痰。

但等拿着行李的人出来，师傅们便纷纷变了模样，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嚷就响起来了：“木ki段？木来者qia咪？（来去哪里？要来坐车吗？）”若有人坐车，揽到客的师傅会迅速板直身板，掐掉嘴上叼着的半截香烟，显出可靠的一面。问清客人要去的地址后，骄傲地搭上一句“吼，克嘿lia吼，哇仔样（哦，去那里哦，我知道）”，来表明自己对道路的熟悉。

我不喜欢吵闹的进出口，最喜欢车站转角的便利店，店门外放了一部显眼的红色电话机，旁边堆满一袋袋装好的话梅。每次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隔着十几米宽的马路，就能看到金字塔样堆起的话梅，想到紧紧包裹在话梅外的雪白糖霜，我的口水便会不受控制地分泌。

我小时候，陶瓷街里还不全都是陶瓷店，小吃和食杂店占了半条街，一派生活烟火气。当暮色降临，小摊小贩们陆续支起摊子，烧起煤灶，等第一锅水煮开，掀开盖子时冒出的水汽在路灯下像仙气般盘旋而上。水汽下的身影，多是忙碌了一天的工人，黢黑干瘦的皮肤，混着泥土与汗水的各色T恤，脚上穿着黄绿色的解放鞋或是十几块一双的人字拖。他们停下白天辛苦奔走的脚步，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吃菜，说到兴头上就放声大笑起来，地上零散地放着他们戴了一天的黄色安全帽。

小摊上有卖普通家常小炒的，有卖烧烤串串的，还有不少手工小吃，比如赤水炸粿，闽南语读作“qia椎劲各”。做粿先要用白米在石磨里磨浆，再放入大锅里烧至水干后，取出放凉成膜。成膜后的粿像果冻，带着淡淡的米香，切成长条状放入油锅炸至外皮金黄就可以出锅了。炸粿外酥里嫩，好吃又健康，小时候妈妈禁止我吃零食，我经常靠炸粿解馋。

除了赤水炸粿外，小摊上还常出现另一道独具风味的小吃——苦菜汤。它闻上去是一股发酵了数天的臭脚味，第一次尝试的外地人往往承受不住。但真吃起来不仅不臭，还是清凉降火、消炎解毒的好物。

新鲜的苦菜味道极苦，做汤之前会被晒干处理以减轻味道。汤底用大骨、大肠一起熬煮，苦菜的清鲜会冲淡大肠的油腻，直至苦菜被熬烂，菜和肉的味道交融相沁。夹一大口苦菜和大肠放入口中，再喝一口汤，等清苦鲜香又带着醇厚肉香的味道直冲脑门，那感觉简直太美妙！不过苦菜性寒，不宜多吃，做一锅苦菜汤也耗时费力，一次要花去几百块，所以家家并不常做，我家一年也只会做个一两次。

离家前，走在街上，不论谁家飘出一阵独特的臭脚味，我都会默默羡慕。每次放假回家，我都要先打电话给妈妈，用不习惯的撒娇语气央求道：“阿妈，哇爱jia扣菜teng，日这拜者吼哇jia吼恩吼？（妈妈，我爱吃苦菜汤，你这一次做给我吃好不好？）”

那碗苦菜汤，是我每次回家的最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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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时住的筒子楼就在陶瓷街里，夏天夜晚点上蚊香，打开窗户，楼下的车声与人声时响时歇，昏黄的街灯映在房间的天花板上。我的小床紧靠窗子，被要求8点就上床睡觉的我，常盯着天空发呆，看着闪闪发亮的星星，哼着自编的歌，直到犯困睡去。

筒子楼临近浐溪河岸，后面是青年路，广场舞还未兴起的那些年，那里夜夜热闹非凡，人们习惯饭后绕着河岸散步消食，拉二胡、弹古筝的老年艺术团会在露天舞台上排练演出，成群的人们围在大树下打牌下棋，卖水果和仙草豆花的小贩们挑着担子、板凳在其中见缝插针地占位。

大人们每天早出晚归，骑着摩托或自行车驶向各自的瓷厂。工作中身上难免沾上泥土和颜料，大家都把不穿的一些旧衣服和鞋子当成工服，翻来覆去地穿在身上，早已经洗不出来。但我爸从不这样，他是长途驾驶员，即便经常带着一身泥土和机油回家，也从不遵循“工服原则”。他好面子，常换衣服，却苦了负责洗衣服的我妈，为此她常跟我爸抱怨“虾米三扣给吼伊giaki瑞，请噶某子酿三（什么衣服都拿给你拿去磨，穿得没剩下一件衣服）”，也经常称赞那些愿意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去上班的邻居。“工服”之外，大人们平时穿自己衣服的机会很少，所以不论是谁买了新衣服，都会非常高频地穿出来“游街示众”，有一次我妈甚至开玩笑地问我：“你看那个阿姨的新裙子，是不是一直没有再洗过？”

我还没上幼儿园时，白天我妈就把我寄养在阿姨家。她家是我眼里“有钱人家”的代表——住的是带着长廊的宽敞套房，客厅有宽大的黑色沙发和空调，还有一个可以制作白糖冰块的冰箱，这些在当时都很少见。最重要的是，阿姨家没有人需要去瓷厂工作挣钱，跟筒子楼里所有邻居都不同。

若阿姨没时间看着我，我妈会带我去厂里。那是一间嘈杂的制造工厂，满屋雪白的尘屑和刺鼻的化合反应的气味。我被放在用来包装陶瓷的气泡膜上，和几个互不相识的小孩坐在那里捏气泡，困意袭来，就盖上外套趴下睡一觉。气泡膜不仅是帮我们挨过无聊的玩具，也是我们的床。

我对制瓷没兴趣，但长期耳濡目染，也了解了繁琐的生产工序：倒坯、水洗、上釉、烧窑、彩绘，每道工序都随时有被铁器、木板、机器划伤的风险，是小孩子绝不能插手的。厂里成排成列的瓷器被放在一整块长长的木板上，工人双手挑起，像搭积木一样一摞摞地放到架子上晾干。整个过程中手不仅要承受瓷器的重量，还要考虑平衡，一个重心不稳整排物件都会倒塌，是个十足的技术活。我看到过妈妈挑起木板插入架子，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颤抖，快到只花十几秒就能完成，没有经验真的做不到。

在我对瓷厂不多的记忆里，始终有一幅画面：妈妈背着光蜷着背，低头小心地用毛刷蘸取颜料，精细地一笔一画。她一直埋着头，彩绘的手在不停转动，偶尔直起背、扭动下坐久的腰，底下那张竹椅就发出一阵吱扭声。她背后是工厂灰色的墙壁，窗外是黯淡的天空，她的背影被投在灰色的阴影里，凝成一片加深的灰色，像是一帧老电影胶片。

妈妈在瓷厂工作了近20年，手因为长时间浸在水里擦拭瓷器、经常和颜料气屑接触变得干涩，她说自己的手像是“变成了砂纸，没有了皮肤的感觉”，看到她不舒服的样子，我总会感到歉疚，她待在密不通风的瓷厂里工作的画面就又浮现在眼前。

为了每天多挣十几块钱，工人们都在瓷厂里煮饭吃，从家带上一口小铁锅和咸菜、面条，借厂里的煤气灶糊弄一口。我小时候最喜欢瓷厂的晚饭时刻，暮色渐沉，天气转凉，各家忙活着煮饭，充斥着只要再熬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家的欢愉，大人们放了慢动作，相互闲适地聊天、开玩笑，说着回家要看什么电视剧、家里亲戚又带了些什么东西以及各种新奇的八卦。

我去瓷厂的时候，妈妈通常不会加班。听到煤气灶的火烧黑了锅底，锅四壁不断响起“嗞嗞”声，她才会停下手上的工作，收拾东西，用那辆粉色的自行车载上我，伴着清凉的晚风和头顶逐渐暗沉的天色，一路蹬回家。

3

回到筒子楼我总是很快乐，这里是小孩子的天堂，我的小伙伴们都住在附近，从不会感到孤单。

家长们在家时，警告我们禁止大呼小叫、四处乱跑，我常悄悄地跑去朋友家。我不好意思直接和朋友说想去找她们玩，总是问她们想不想吃我带来的零食，装出一副自己是为了带好吃的给她们、而不是因为想和她们玩的样子。出门前，我会先踩上小凳子，在橱柜里翻找家中的零嘴，话梅、自种的柑橘、外公给我买的山楂片……尽管每次我都尽量不发出声响，但我妈总会发觉，再逗我一句：“又要跑出去玩啦？”

等筒子楼里传来此起彼伏的摩托车发动的声音，我们十几个“野孩子”就重新聚在一起，满楼地跑，大声地玩，在楼里捉迷藏，拿别人家扔在天台上的床垫当蹦蹦床、跳格子、老鹰捉小鸡……

楼里一层住了十几户人家，每层只有一间三四平米的公共厕所和同样大小的洗浴室，人多坑少，上厕所常要跑遍全楼，因此大部分人家有夜壶。冬天洗澡，都是在自家烧一大锅热水装在水桶里，再一路提到公共卫浴间。而小孩子一般就在家洗澡——我拿出自己的大号蓝绿色澡盆放在狭小的客厅里，坐进澡盆里把沐浴露搓到浑身起满泡泡，再站起身将一桶热水和一桶冷水掺在一起冲洗。有次我去楼上找比我大几岁的秋霞姐姐玩时，她正在洗澡。放我进她家后，她叫我坐在沙发上等她，之后又淡定地坐回了澡盆，边看电视边舀水洗澡，没有丝毫扭捏。她那气定神闲的样子令害羞的我十分震惊。

二楼有个一百多平米的露天大阳台，是晒被子、衣服的好地方。有一年冬天，很冷的一天，我妈把我拉到公共大露台晒太阳洗澡，对面楼住户打开门就能看到我光溜溜的身体，我十分不情愿，可我的扭捏不安在我妈凶狠的“小孩子有什么关系”面前只能屈服。那十几分钟里，不时有邻居出门漱牙、煮饭，我倔强地背过身去，感觉自己就是个赤身裸体的原始人，即便看不见大家的目光，内心却像被千万双眼睛审视着一样难受。我妈带着她拔鸡毛时候的认真劲搓洗我的身体，而我像个僵硬的木偶一样配合，等到终于裹上了毯子，我才有勇气望向进进出出的人们。大家都各顾各的，偶尔目光瞟到我，就像在看阳台上晒着的衣服，见怪不怪。

筒子楼的生活都相差不大，谁家也不比谁家强，一样的二十多平方的房子，一块木板隔出睡觉和吃饭的地方，家门前成堆的煤块，用煤灶煮饭，推开门就能见到彼此，邻里间都知道你家今天煮了什么菜、隔壁谁和谁昨晚又吵架了、小孩又挨了哪些骂……这群人住在这栋楼里的人们，像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每层的走廊栏杆下都有条小水沟，像小溪一样从每家每户门口流过，连接着倾倒的生活废水，汇聚起来流向下水道。我总会蹲在小水沟前刷牙，白色的牙膏泡沫被更多水流冲散，阳光在水面上反射，金光闪闪的。

前几年我和我爸偶然碰到筒子楼里的一位邻居，虽然已经忘记她的名字，可是看着她的脸就感到了亲切，她问起我家的近况，说她大女儿出嫁了，小女儿考上了福建警察学院，她和她丈夫离婚了……我看着年老的我爸和她，两个聊过去的人，脸上都洋溢着重逢的欣喜，也交织着对往事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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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了大力发展旅游业，陶瓷街周边的筒子楼都要改建为接待游客的酒店，政府强制搬迁，楼里的人家越来越少。公共的露天阳台，守护筒子楼的大铁门，筒子楼周围的热闹，都成了过去，住在筒子楼里的人们被迫开启了新的生活。

我那时并不懂得搬家有什么不好，因为新生活听上去更具吸引力。我追着我妈问什么时候搬家，她总是回我说“很快”。我心想，“很快”的意思应该指的就是明天，再不济就是后天吧，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小伙伴们我搬家的消息。他们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我扭捏地回答说：“是明天吧。”他们又不停追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坚定地点点头。于是，他们一脸悲伤，都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我心底里生出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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